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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籌碼、老石板。入夜後各種誇張炫目的賭場建築坦誠她的繁榮；白天時踏在腳下的黑白玄武岩碎石板，透露出小城超過一個世紀的殖民歷史。澳門，天主聖名之城，一國兩制的「優良」示範者。安逸與富足，至少是今天外來者與主流本地人對澳門的認知。
但現在我們要告訴你一段往事，當時的澳門政局並不和平，殖民政府也非如此無能。
這是一段進行約四十年的殖民權鬥史，牽涉二戰後全球與東亞地緣政治的轉變，並在三個族群之間糾纏，風暴核心卻發生在當時只有約15平方公里大的地方─澳門。
代表殖民宗主國的澳門總督、土生葡人與華人菁英，彼此爭奪的不只是殖民地的話語權，更是實實在在的利益：黃金貿易。
黃金貿易的潛在利益有多大？
黃金貿易的潛在利益透露在各種秘密檔案中。澳葡政府自1947年12月起，便對每盎司黃金分別徵收2元和3元的進口和出口稅，雖然以次年合法進口的100萬盎司黃金來換算，其進出口稅收實際只占當年政府公共收入的一成。[註1] 但這是眾人皆知的假象。
如英國工黨在1978年發表的貿易調查報告所說，五十年代的澳門已是遠東的「黃金走私中心」，東至北非，西至印度，整條路線的走私利潤可達每年1.5億英磅。[註2] 有學者甚至推算在1949至1966年間，輸入澳門的黃金數量應在每年1600萬到2000萬盎司左右。[註3]
美國中情局在當時也高度關注澳門的黃金走私現況。在中情局解封的1300萬頁機密文件中發現，美國情報人員曾詳細搜集港澳黃金走私的相關報情，透露黃金走私主要經漁船和飛機進行，而澳葡政府一直想找出幕後操盤人物，但涉事的相關人物在解密檔案中已被刻意隱藏，無法得知。[註4]
據情報所說，澳門的地下黃金市場由一個「中央市場」主導，協調來自香港、上海和廣東的黃金售價。澳葡政府則經常「密切關注」這一秘密的交易市場。
雖然無法得知確切的黃金貿易量，但從上可知，二戰後澳門存在龐大的黃金走私市場已是公認事實。而殖民政府也非放任無知，畢竟各種專利經營權的買賣和稅收正是澳葡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鬥蟋蟀」都可以有專利經營了）。[註5]
然而在當時壟斷黃金貿易的卻也不是善男信女，他們是由擁有雄厚資本的本地土生葡人菁英和親中共華人菁英組成的「葡華資本集團」。用香港學者羅永生的話來說，這是一股「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
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葡華資本集團」的崛起
「葡華資本集團」有兩個重要人物，分別來自兩個本地族群。一位是自二戰起擔任澳門經濟局局長近二十年之久的土生葡人領袖羅保(Pedro Jos éLobo)，今天澳門仍有一條街道以「羅保博士街」命名；另一位正是自1949年起，由國民黨轉投中共的時任中華總商會理事長何賢，其創辦的大豐銀行（當年名叫大豐銀號）今天在台灣也設有分行，他的兒子何厚鏵在日後更當上澳門回歸後首任特首。
「葡華資本集團」所以能壯大，與二戰時日軍並未正式占領澳門有莫大關係。因為正是葡國的中立政策，讓澳門成為各勢力的物資集散地，幫助葡華資本集團利用自身權力搾取利益。
例如，中華民國需要澳門作為被日軍封鎖後的金融交易口；淪陷時期的香港資本家需要澳門作為其資金避風港；就連日軍也利用澳門採購來自中國大陸的戰時物資。[註6]
時任經濟局局長的羅保，順利成章運用權力經營各種走私販賣，甚至與一眾華人菁英開設專營貿易公司。如此葡華資本集團賺到了第一桶金。
近三十年的黃金自由貿易，足夠這幫在地勢力賺得肚滿腸肥。二戰結束後世界經濟重整，歐美各國決定以美元與黃金掛勾創立「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維持貿易價格穩定。自此港英政府規定市場不能隨便買賣純金；相反，澳門的貿易市場卻因葡國並非協約成員而再度受益，任何來源的貴金屬（當然包括黃金）在澳門都能被自由買賣。如此，直到1973年森林體系瓦解之前，澳門便擁有得天獨厚的黃金貿易條件。
然而，里斯本作為殖民地真正的權力中心，當然不能讓黃金稅收平白流失，遂決意整頓黃金貿易，澳門總督則成為這項任務的最佳人選。澳葡政府與葡華資本集團的矛盾逐漸加深。
圍繞黃金的殖民權鬥史
第一回合：澳門總督柯維納
首回合粉墨登場的是1947年到任的澳門總督柯維納(Albano Rodrigues de Oliveira)。柯氏甫上任便大刀闊斧推行各種改革：開徵黃金稅、以「繁榮澳門計劃」命名的各種重大民生工程也在他任內開展。
不但如此，柯氏還豪言要在這個有四百年賭博史的城市推行禁菸禁賭。[註7] 但曲高和寡，隻身赴任的澳門總督面對的可是利益網絡盤根錯節的官商勾結體系。
黃金走私在柯氏任內仍然持續壯大。一個鮮明例子，便是粵澳兩地海關如何走私貿易。據廣東省的海關檔案記錄，如果由澳門出發的走私船隻被廣東正規憲兵發現，尾隨的澳門海關船隻便會快一步上前，以緝私名義將貨物押回，實質靜待下次再發貨。[註8] 透過這種合作關係，走私官員甚至可獲貨物總價一半的回扣利潤。
可以說，除了成功開徵黃金稅，柯維納在任期間澳門還是「馬照跑、舞照跳」，無法撼動在地資本集團。
但很快，劇本的齒輪再次轉動。
1949年中國大陸風雲色變，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在冷戰格局下選擇倒向蘇聯，不但將各國駐華大使掃出大門；次年韓戰爆發，毛的參戰決定更導致西方列強對中國實行全面經濟封鎖。早已是物資中轉口的香港與澳門，地位變得更加重要。
不難想像，擁有完備走私網絡的葡華資本集團自然成為中共的統戰對象，何賢也在此時搖身一變成為「愛國商人」。[註9] 而對於終身反共的葡國總理薩拉查來說，無論是基於其意識形態對共產主義的厭惡，或是因為列強此時已實際封鎖與共產國家的貿易，都將更有決心整頓黃金貿易。
第二回合：澳門總督史伯泰
1951年韓戰正酣，北約嚴厲批評葡國沒能落實對中共的封鎖。面對頑固的在地勢力與國際壓力，官拜海軍少將，擁有強硬軍人意志的史伯泰(Joaquim Marques Esparteiro)在同年僅上任一個月，便在殖民母國配合下進行針對性改革。
先是葡國外交部與海外部牽頭成立新的官方貿易組織 －貿易協調委員會，從而凌駕由土葡領袖羅保掌控的澳門經濟部，奪回澳門的進出口業務權力。[註10] 此舉不但能落實對中共的禁運，也變相削減時任經濟局局長羅保的權力。與此同時，史伯泰更將每盎司黃金稅提升25%，以增加黃金貿易成本，加重走私集團的負擔。[註11]
面對多年的合作伙伴權力被架空，加上殖民者咄咄迫人的高姿態改革，作為愛國商人代表與走私集團另一首腦的何賢，終於作出反擊。
第三回合：英雄會
1952年中，何賢在政府新措施落實半年後突然公開宴請總督，這是澳門開埠以來華人社群的首次創舉。據當時新聞報導，何賢在席間說：
「總督到任僅數月便實施多項改革措施，又常見督憲旗到下午六時仍然高掛，可見其認真工作態度，而最值得人感動的是總督曾說每事當與華人合作．．．雖然澳督閣下為本澳居民之福利，曾經盡過極大努力，但係有甚多不幸者之惡劣環境，值得考慮。」[註12]
或許何賢言下之意，是要提醒澳督不應採取過於對抗的態度。然而總督的回應也甚是曖昧：
「對於主人提出的問題，極表關懷，惟是欲達到改善情況，有賴於華僑之協力與支撐．．．斯為首要者，本人必盡最大力量，以維持斯地之安寧，任何足以妨礙達成此一善良目的之事物決予以排除之。」
前段是客套話，最後一句才是重點。新官上任三把火，顯然澳督並不賣何賢的帳， 讓何賢吃了個悶虧。
英雄會下波瀾不驚，實質暗裡翻船。果不其然，有事情要發生了。
就在英雄會一個月後，新中國成立後首次邊界衝突在澳門爆發。「關閘事件」在三個月內引發九次軍事衝突，最嚴重的兩天葡中雙方在「關閘」這一連接兩地的地方，發射近三萬發子彈與五百多發炮彈，雙方人員皆有死傷。然而衝突的起因，卻只是因為某葡國哨兵在關閘附近小便，被對面的華人士兵取笑。
更弔詭的是，面對衝突，北京在西方禁運下竟然展現無比強硬的姿態，以全面封鎖澳門物資作為對澳葡政府的回應。但澳門的食水和糧食供應均來自中國大陸，這樣的全面封鎖誓必引起民憤，在華人民族主義激化下，事件立即升級為澳葡政府的管治危機。
再者葡國與英國不同，多年來對各殖民地均採取間接管治，全面對抗並不是其殖民風格，威脅到殖民地存續的事更是萬萬做不得。正想要大展拳腳的史伯泰，因為「關閘衝突」突然變成弱勢管治者。
原本針對黃金貿易的制度改革便立刻打回原形。澳葡政府不得不讓經濟局局長羅保拿回部份的黃金進出口檢查權；其後還得邀請何賢等華人代表出山，協助調停華人社群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並正式向相關華人傷者作出賠償與道歉，中共才解除了對澳門的物資封鎖。
幾個月前總督還在英雄會上叫戰，現在算是雙倍奉還了。
「關閘衝突」對澳門殖民史的政治意涵
衝突導致葡國不得不放寬對中共的禁運，澳督也只能放緩對黃金貿易的改革。然其放在澳門政治史的意涵更是深遠：雖然國際政治的轉變造就改革者對保守派提出合法訴求的機會。就如西方列強對中共的禁運有利於澳督進一步實行黃金貿易改革，打擊在地資本集團一樣；但本地政治危機的爆發卻將局勢整個扭轉，依靠澳門與中國大陸的地沿條件，保守派能夠更輕易獲得反勝機會。
此外，「關閘事件」既突顯何賢等本地菁英的政治功能，也代表殖民者無法在失去本地菁英合作下，維持有效的間接管治。只是，國際政治的轉變並非經常出現，改革者往往只能伺機而動；利用或製造本地政治危機卻相對簡單。這樣的因果機制會在「關閘事件」的十四年後再發生一次。
今天我們可以確定，直到1966年前，澳葡政府從未放棄打擊在地資本集團，但為了避免與本地菁英正面衝突，其後接任的總督開始採取更迂迴、更間接的方式，一層層剝奪何賢與羅保等人的權力。
在史伯泰離任兩年後，羅保也在1958年退休，何賢頓時失去體制內靠山；1961年，何賢有份參與的娛樂公司首次失去賭博專營權，澳葡政府將賭權轉批予一位香港商人，即今天被稱為「澳門賭王」的何鴻燊；兩年後，澳葡政府重新將黃金稅收以質量劃分為三種等級，間接將黃金貿易複雜化，讓走私集團再難以操作；同年，何賢又失去路氹連貫公路這個當時最大的公共工程承包權。
如此，一系列更細緻化的權力再平衡過程，表示何賢等人必須花費更多成本維持集團內部的利益分配。在澳門的解殖問題仍未進入正式政治議程的當下，勝利的天秤看似要倒向殖民者一邊。
帝國主義者的黃昏
可是類似「關閘衝突」的因果機制再次啟動。
當澳葡政府向在地勢力步步進逼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與革命浪潮正風起雲湧，葡萄牙陸續失去對海外殖民地的控制，中國正經歷狂熱失控的六十年代。
垂垂老矣的葡國雄雞也似乎不再獲歷史眷顧。1966年12月3日，往後被視為澳門政治分水嶺的「12.3暴動」終於爆發，澳葡政府的所有改革計劃戛然而止。無論暴動背後的成因為何，勝利女神最終放棄了殖民者。
如果要對這段將近半個世紀的澳門殖民史作結，專攻澳門殖民史研究的學者Clayton的形容再合適不過：葡國在澳門的殖民晚期就如一個「倒霉的帝國主義者」(the hapless imperialist)。 至於之後的事，大家都應該知道。
註釋部份：
[1] 1948年2月9日香港工商日報曾以「澳門限制黃金入口」報道該年黃金進口限額為100萬盎司: https://goo.gl/td9CN9。 當年政府公共收入為2000萬澳門元，見 古萬年、戴敏麗，1998，《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年年（一五零零年至二零零零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討：附表》。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
[2] Kalimtgis, Konstandinos, et al. 1978. Dope, Inc.: Britain’s Opium War Against The U.S. New Benjamin Franklin House Pub. Co. P. 96-97.
[3] 1949到1966年的數據推算來自Gunn, C Geoffrey. 2005. 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Macau: publication by author. P. 137. 但根據CIA的報告: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3-00415R003900080009-1.pdf. 1949年10月頭3個星期偷運進澳門的黃金有11.3萬盎司，依此推算全年偷運黃金應只有180萬盎司左右，雖然已比當年合法進口的約88萬盎司黃金多出超過一倍；若將非法黃金換算成稅收後(約362萬MOP)更占當年公共收入(約1900萬MOP)的三成(仍未計算再出口稅)。但與Gunn的估計仍然存在嚴重落差，當然我們無法排除黑市黃金貿易量往往極不穩定的因素。附表有關1943-1955年合法進口黃金的統計資料，則有助說明二戰後澳門快速增長的黃金市場。
[4] 1947年有關黃金走私初期的情報: https://goo.gl/zdFBwF; 1949-1950年澳門黃金走私的方法及相關數據: https://goo.gl/SMlTpO; https://goo.gl/8B2jy3; https://goo.gl/EDjhks; https://goo.gl/MWibvW.
[5] 以各種專營權收入快速充實庫房是澳葡政府的慣常做法。1920年「鬥蟋蟀專利經營權」被賣出，買家便是年僅16歲的葉漢，日後被稱為澳門第一代賭王。見 吳志良等，2009，《澳門編年史－第五卷》，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頁2340。
[6] Fernandes, M. S，1998，〈1949-1966年間葡中關係概況〉，《行政》(澳門)，21(40)，頁521-541。www.safp.gov.mo/safptc/download/WCM_003010.
[7] 「本報記者訪問澳督禁烟禁賭繁榮澳門增進中葡英葡邦交」，華僑日報，1947年11月25日。https://goo.gl/GNYQE6。
[8] 「黃金北流上海有價」，香港工商日報，1948年4月3日。https://goo.gl/JkLlOR; 馮翠，2013，〈二戰後粵澳之間走私活動探析（1945-1949）〉，《暨南學報》（廣州），第3期，頁125。
[9] 1948年何賢仍與國民黨人過從甚密，設宴款待中華民國外交官王正廷到澳門；然而在1950年何賢當選中華總商會理事長後，大公報的報道卻說：「經過這次改選，一齊已經轉變，從腐化走向新生！」何賢正式成為澳門的紅色代理人。見 「何賢等歡讌王正廷」，華僑日報，1948年12月20日。https://goo.gl/BXJ8vr; 「澳門商會改選何賢任理事長」，大公報，1950年1月24日。https://goo.gl/2OuuEe。
[10] 「澳門加強管制物資進出口成立商務調整委會委出郵電局長高甸玉任主席物資進出口及過境均須向該會領證」，華僑日報，1952年1月26日。https://goo.gl/Dgh4mQ。
[11] Fernandes, M. S，1998，〈1949-1966年間葡中關係概況〉，頁7-8。
[4] 「何賢歡宴總督望解決失業問題」，香港工商日報，1952年5月7日。https://goo.gl/OxNx7M。
封面照片：SC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