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波澳門勞工抗爭？｜5分鐘讀懂澳門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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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起的失業工人抗爭，讓人們想起2008至2009年金融風暴期間，澳門失業工人與警察街頭對抗的情景。當年澳門司警的對空數槍，開啟了往後數十年的現金分享計劃。這次數百失業工人衝出馬路後四天，澳門政府便宣布第三輪經濟補助計劃。

澳門的勞工抗爭一直擁有強大影響力，了解回歸後澳門勞工抗爭的特徵與趨勢，有助判斷這次勞工抗爭的未來走向。

回歸後的澳門勞工抗爭：增多但溫和

澳門社會風氣向來被視為保守與溫馴，然而在我和澳大教授楊鳴宇的共同研究中，1999年澳門回歸後的勞工抗爭卻是與主流認知存在落差。

我們收集的500多件勞工抗爭數據顯示，抗議事件其實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見下圖），甚至就在上屆特首第一與第二任期間（2013－2014）達到高峰。而從歷年參加人數看，抗爭大概可以分為三波。第一和第二波都是失業工人抗爭，前者的起因為回歸初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後者則是非法勞工問題與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兩次危機下的失業率高企，最終迫使工人走上街頭。第三波抗爭則發生在2013至2014年間，以爭取福利為名，由博彩業人員組成的博彩工運。

所以從歷史看，回歸近20年的三波勞工抗爭中，兩波的起因都是經濟危機，與目前疫情所造成的經濟問題相似。

然而即使抗爭越發增多，大部份都是採取較溫和的手段。在500多件抗爭事件中，超過九成抗議以遞信請願的方式進行，但只有9件實際涉及衝突行為。警民衝突在澳門的抗議中並不常見，相對來說也較易引起政府的關注。

本次勞工抗議的幾項特徵

了解基本的勞工抗議特徵，回頭看這次失業工人抗議，便呈現幾點異同之處。

第一，顯然而見，以建築業為主的失業工人與過往的勞工抗爭一脈相承。據媒體報導，這批500多位在3月初就前往勞工局「求助」的失業工人中，超過九成的年齡為45至65歲以上，建築工人佔了465名。從年齡分布與行業類別判斷，這些工人可能都曾參與第一波與第二波的勞工抗爭，有一定的抗議經驗。事實上，媒體報導工人在抗議前就設立了網上的聯絡群組，再邀請議員加入群組尋求協助，代表他們有一定的動員與組織能力。

在我們的研究中，不少參加過回歸後首波抗爭的工運領袖，在黑工等勞工權益問題持續無法解決的背景下，往後均組成基層勞工組織繼續維權的工作，一些更直接參加了往後數屆的立法會選舉。若干組織持續活躍至今，例如誕生自首波抗爭風潮的民生協進會，其領導層亦同時出現在3月抗爭的報導中。

所以是次勞工抗議並非烏合之眾，而是有一定組織力與經驗的抗爭者。

其次，近年政府對社團補助制度的大刀改革，亦間接提供了抗議的土壤。社團補助制度在回歸後一直發揮「安撫」勞工組織的功能，勞工局和澳門基金會每年均提供這些社團補助，且金額逐年增加。例如據我們統計，勞工局對勞工組織的補助金額便由2002年的92萬，上升至2015年的1200萬。年度的補助制度既有助改善官方與民間社團的關係，避免勞工作出較激進的抗議行為。但也變相支持這些勞工組織的存續，造成「會吵的孩子有糖吃」的困局。這便是歷年勞工抗議持續增多，手段卻相對溫和的原因之一。

然而當新任政府開始改革補助制度，提高澳門基金會的補助門檻，並禁止同一社團活動向不同機構申請補助後。官方與勞工社團的既有關係自然改變，本年初媒體便有報導政府削減補助的行為惹來社團批評，影響「社會凝聚力」。實際上也埋下了是次抗議的種子。

勞工抗議的未來走向

如果澳門經濟未來無法改善，建築業等基層失業率持續高企，是次勞工抗議會否成為第四波勞工運動呢？可以從幾個面向觀察。

首先要看傳統工會的干預能力。過往第一波與第二波失業工人抗爭後，以工聯為首的傳統工會均立即推出各項勞工支援服務，以解其生活所需。而更重要的是，當時不少傳統工會的領導人從殖民時期便服務工人，其與工人們的信任關係極大地提高其處理勞工抗議的成效。

然而回歸至今社會各行各業不斷變化，傳統工會的角色已從服務機構漸變為議政組織，大量社會服務被官方取代，工聯等機構成為服務的倡議者而非執行者。如果基層勞工與這些傳統工會缺乏互信，勞工抗議在實際情況無法改善的情況下可能會擴大。

另外一個面向是立法會選舉。雖然近年的政治氛圍已有別於過往幾波勞工抗爭，但歷屆立法會選舉不乏勞工背景的人物參與，選舉年遇上社會不滿可能產生化學效果。因為對抗議者來說，訴求能更易獲得政治人物關注；對參選者來說，龐大的失業人口就如有待爭奪的票倉，也就更有動機支持抗議者的升級行動。

疫情在全球範圍有所緩和，但「後疫情時代」的澳門卻不見得安寧。